此中有“真”意,欲“辩”不妄言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语文建设》编者按:


虽说不破不立,但很多时候有“破”而无“立”。真语文大讨论,在“破”假语文的同时,也需要“立”,需要厘清什么是“真”,并付诸实践,否则不过是给目前饱受争议的语文教学乱上添乱而已。编者欣赏此博文这样的讨论,这是“立”的事业。有更多的人加入这个事业,执着于“立”而不是“破”。如此,“真”语文才有从浓雾中显现的一天。


 


 


   此中有“真”意,欲“辩”不妄言


      ——写在全国真语文大讨论开幕之际           


                                     葛维春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用一个“真”字,概括了教育的真谛。自然的“真”是真实,人文的“真”是真诚,科学的“真”,是真理。坚守自然天成的“真实”本色,秉承人文关怀的“真诚”之心,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态度探索语文教育的“真理”,应该是“真语文”的基本要义。


曾几何时,教学掺假作秀,作文虚情假意,评价弄虚作假,假阅读,假写作,假互动……一个“假”字岂可了得!“应试教育真抓实干,素质教育假话连篇”, 严重背离了教育的“真谛”。


面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触目可见的“教学不真,研究不真,报告不真,成果不真,称誉不真……”的“失真”乱象,一群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一声断喝:“救救孩子——教师要真教!学生要真学!评价要真评!在真语文的旗帜下,教真语文!教实语文!教好语文!” 一场真语文的大讨论由此在中国大地上拉开了帷幕,旨在为深陷困局的课程改革开一剂救治的良方!


或许有人会说目前教育这个铁屋子很难打破,这种乌托邦的情怀有点像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改革需要不怕失败的勇士,我们应该向这样的勇士表示崇高的敬意!


教育改革必须从变革人们的思想开始,课程改革以来的诸多问题源于认识的模糊与思想的混乱。真语文大讨论恰逢其时,必须坚决地进行下去。


邓小平曾经倡导政治领域“不争论”,但是这并不适应于学术领域,“真理越辩越明”是一条公理,历史上的“百家争鸣”,就曾给中国带来前无古人的历史大变革和文化大繁荣。问题是如何使真语文大讨论不至于流于一场口水仗,有一些问题必须想清楚:真语文的内涵如何界定?参与讨论的持不同见解者如何相互砥砺而不是相互诋毁?笔者的观点是:此中有“真”意,欲“辩”不妄言。


“真语文”应该做何解?这是讨论的基本前提。愚以为真语文除必须具有“真实、真诚、真理”的品性外,还应具备以下特质:


真语文应该是“为真人”的语文。“以人为本”是它的基本原则,“为人生、为生活、为幸福”是它的终极目标。“为人生的语文”必须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与应试语文格格不入。“为生活的语文”必须密切联系生活,基于生活,服务于生活,即关注语文的工具性,踏踏实实地教会学生“读、写、听、说”的能力、素养和习惯。“为幸福的语文”必须关注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为学生的幸福奠基,为他们美好的人生打下精神的底子。


真语文是有“语文味”的语文。即基于语言学习的语文,而不是别的。何谓语文?叶圣陶先生说:口头为语,书面为文。语文教育家张志公明确指出:语文永远姓“语”。毫无疑问,“语言”是语文的存在方式,疏离语言的语文不是真语文,是伪语文,甚至是非语文。语文是有疆界的,“语文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是一个伪命题,是对语文的盲目夸大。“大语文”也有限度,大到没有边界的语文如同吹炸的气球。新课标赋予语文太多的目标和任务,使其不堪重负,步履蹒跚,“真语文”就是给这种虚胖的语文瘦身,回归语文教育的原点,即“学习语言的运用”,真语文教育就是要坚守“语言”的本分,老老实实地听说读写,“不要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真语文是母语化的语文。换句话说,作为母语教育的真语文主要包含下列两点:一是负有民族文化传承的责任,二是必须依据母语的特点实施教学。西语讲究规则;汉语注重感性。“熏陶渐染、潜移默化、品味感悟、厚积薄发”是汉语文独特的规律与法则,而那种以讲析为主的教学方式,以理性主导的技术思维,正是长期以来语文教育“少慢差费”的症结所在。真语文不仅要重视语文的“知性”,更要重视语文的“悟性”,注重培养学生的语感而不是向其灌输与训练。


真语文是朴素简约的语文。真语文反对一切形式主义的东西。过于迷信方法与技巧是科学主义在语文教育中的负性体现。语文学习处于母语环境之中,多读多写多想足矣。繁琐的技术思维把语文教学搞得十分复杂,事实证明这并不会使教学事半功倍,取巧反而成拙。真语文与此分道扬镳,回归朴素与简约,是一场语文的自我救赎运动。


…………


真语文的讨论如何取得圆满成功?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先生的三句话可资借鉴:“说真实的话,说自己的话,说不一样的话。”


“说真实的话”,教真实的语文,这是真语文的基本前提。真话不等于真理,但是真话距离真理最近。一切从实际出发,是真语文可以长足发展的基础。


“说自己的话”,就是坚守自己的个性,保持思想与人格的独立,不唯书、不唯上、不跟风、只唯实。“坚守个性”是世界丰富多彩的唯一原因。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每个人坚持说自己的话,观点就会异彩纷呈,作文就不会千篇一律。


“说不一样的话”,强调的是求异和创新,是学术繁荣的唯一出路,创新也是课改的精神元素之一。只有创新,语文教育才会生机勃勃;只有创新,我们的民族才会永葆生机和活力。


真语文,反对豪华包装,追求返璞归真。简简单单才是真,真语文追求简约和纯真。


真语文不是实用主义的死语文、庸语文,真语文是活语文、生命语文和诗意语文。


真语文,才刚刚上路。


慢慢走,欣赏啊!



   此文发表于《语文建设》2013年第7期。


 

文人气和官气 葛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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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隆儿①看了我涉笔的一篇讲话稿,在Q上留下几个字“文人气,不官”。


    我一个电话打过去“啥意思?讲话稿有‘文人气’不好吗?温家宝讲话还背诗呢……”


   “您论文写得很多,公文可能写得不多——官样文章,就要有‘官’气。”


   “啥叫‘官气’?”


   “您稿子的语言太‘文’了,书生气,话虽活泼,但有的话用在官场显得不够严肃。”


   “一脸严肃,就‘官’了?”


我当时就像读了半辈子书的孔乙己被当众质疑“你当真认识字吗”一样,急忙辩解:“官员讲话有‘文人气’不好吗?干部‘四化’不就有‘知识化’这一条吗?你读读毛泽东的讲话稿看看有没有‘文人气’,甚至学者气?你翻翻列宁全集看革命导师的讲话是不是很活泼甚至很俏皮?……”


我正欲滔滔不绝,突然感到电话那头没有声音,就问“你听着没?”,隆儿在电话里嘿嘿一笑,显得不急不躁,一点儿也没有反驳或者不耐烦的意思,只道:“您说得也在理。不过我们局长说过大型场合讲话一定要严肃。”我无语。


 


放下电话,陷入沉思……


 


我想起了前国民党主席连战博士第一次访问大陆时的情景。当时许多媒体都报道了他的这次破冰之旅,电视和网络上都有他在大陆活动的画面和谈话的视屏。连先生带着一副眼镜,一副温文尔雅的学者形象。完全不是大陆观众预想中的“国民党反动派”政客和党魁的样子。他的谈话虽然涉及两岸关系等敏感的政治话题,但是他的谈吐儒雅自如,彬彬有礼,言语恰到好处,天衣无缝,风度和做派,让大陆观众觉得分外的熟悉又格外的陌生。“熟悉”的是他文雅的书生形象是很古典、很中国的做派,“陌生”的是他的话语与大陆官员的通行话语迥然相异,从内容到形式几乎都是全新的。什么“同根同种、两岸互动、人民福祉”等等,兼之以自然得体的“之乎者也”,与明清小说甚或金庸小说所用的古典白话一脉相承,异曲同工,古韵十足,却又明明白白;他每次讲话时都显得胸有成竹,从容不迫,自然得体,落落大方,亲和却不失风度,与大陆一些官员像小学生背书一样的讲话腔调、严肃呆板的表情动作,形成鲜明对比。总之,连战显得很“文气”。他儒雅的学者风度与文人气息,给国民党代表团的大陆之行加分不少。


从中国传统文化习惯来看,官员应该为世人表率,庄重严肃,谨言慎行,这本无可厚非;官员注重身份形象,讲究威仪甚至威风,也可以理解——官嘛,就要有个“官”的样子——就像教师就要有教师的样子一样;官员在工作场合无所顾忌,嘻嘻哈哈,那当然不行。但是,谨严不是拘谨,严肃不是无趣。官即人,为官就是为人,当官就要与人打交道。倘若官员的面目可憎,言语无味,是很可恶而且是可悲的事情,至少这样会有碍观瞻,甚至会影响行政效率,也减损为官者自身的幸福指数——不为下属和群众所喜欢,再威风也不会很自在。


要说“严厉”,朱镕基是中共官场的典型。一副严肃深沉的表情,不怒而威。但他却很风趣。他说话很少有假大空的东西,他坦诚、直率,言辞犀利,甚至口无遮拦,往往一语中的,入木三分。你看他的答记者问,堪称语言的盛宴、智慧的PK。面对刁钻古怪的提问,他应对自如,举重若轻,情真意切,鞭辟入里,机智幽默,谈笑风生,非常富有说服力与感召力,充分体现出一个大国总理的从容自信与果断无畏,令中外人士五体投地。要说“官气”,我看朱镕基的官气很盛,当然不是人们常见的一些庸官的盛气凌人或矫揉造作的官僚气,也不是迂腐曲折的学究气,而是一种强势高官的霸气——坦荡豪爽,咄咄逼人!他与连战的儒雅不同,与邓小平的质朴迥异,他身上有一种深谙治国之道的政治精英的英雄气,像一把寒气逼人的利剑,给人的感觉是可以随时横扫三军如卷席。他的官气,让贪官胆寒,令百姓心折。但是,他的“另类”,与中国传统官场文化的“含蓄内敛、庄严持重、谨言慎行、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风尚相去甚远,与司空见惯的官样子、官气息和官文章,大异其趣。他果断坦率的个性、嫉恶如仇的态度和雷厉风行的作风,有人爱,也有人恨,这是他的长处呢,还是他的短处?本人愚拙不敢妄论。


卓越的领导人,话语也往往与众不同。而平庸无能的官僚,刁钻贪婪的奸臣,往往巧言令色,套话连篇,或笑里藏刀,或暗藏杀机,或装腔作势,或狐假虎威。就话语方式而言,李世民与汉刘邦不同,邓小平与毛泽东不同,戴高乐与丘吉尔不同,林肯与华盛顿不同。他们这些人不仅留下了丰功伟业,也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言语财富和文化资源,值得我们这些后人用心揣摩,悉心体悟。他们这些人流传后世的话语或著作,大多独出机杼,发自内心,他们说出的话或写出的文,是他们伟大人格和卓越智慧的结晶,不可能是秘书的捉刀或者师爷的代笔——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发表轰动山城的《沁园春·雪》,国民党文人学者蜂拥而上也写不出可以与之匹敌的词作就是一例;蒋介石大骂手下无能,陈布雷告之曰“此乃毛润之自出机杼尔”。


2009年夏,我在南京师大的一次会议上,幸遇原语文出版社社长、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这位蜚声媒体的中国新闻发言“三剑客”之一,坦言如果全国官员都用同一种腔调说话,是中国政坛的悲剧,也是语文教育的悲剧,民族文化的悲剧。他说:“语文教育一定要想方设法,让孩子说自己的话,说真诚的话,说不一样的话”。只有这样,中国的学生作文才不会千篇一律,举国一腔,天真少年才不会老气横秋地说“大人话”,文章写作才能够百花齐放,满园春色;这样,才有助于学生(未来的公民)形成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心理素质。


中国是一个政治至上的国度,官员是社会注目的焦点,官员的做派与话语风格,对社会、对大众、包括对青少年影响很大。倘若各级官员,甚至连学校的校长,讲话也官话十足,套话连篇,形同八股,味同嚼蜡,那么单靠我们的语文老师去改变学生的作文实在是无能为力。毛泽东虽说不是一位完美无缺的伟人,但是他风格独具的言语、才华绝世的诗文却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甚至几代若干代中国人。各位领导是否想过,自己的言语正是国民教育、移风易俗的活教材呢?


中国的科举制度,形成了中国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文官文化。在中国古代,除了开国一代大多打江山的将军做官,漫长的统治年代里,大多都是“文人”做官,而文人做官自隋唐以来只有通过科举考试,官员几乎都是书生出身,所以中国古代官员就有先天的“文人气”。“知识化”的官员难免有“文人气”。毛泽东引经据典的谈吐,就是典型的学者政治家的风范;周恩来儒雅风流的举止,堪称儒者政治家的典范;温家宝出口成章的讲话习惯,流露出的也是专家型领导人的文人气质。


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优雅的文人气质,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原本是一种优良传统,官员兼具文学家与政治家双重身份,在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中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从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到横槊赋诗的曹操,从诗圣杜甫,到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以及唐宋八大家中的柳宗元、王安石、欧阳修、苏轼等等,这些大儒、诗人和文学家,他们在当世就担任着从承相(总理)到尚书(部长)的各种职务,他们的许多作品就写在为官时期。他们都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文人,写给皇帝的奏折,草拟的公文,在朝廷之上的议论,也都是引经据典之乎者也,充满“文人气”的。《出师表》《谏逐客书》《让县志令本志令》《讨武曌檄》《答司马谏议书》这些“公文稿件”就是明证。这些“官文”,有了“文人气”不好吗?


但是,曾几何时,“文人气”,包括“书生气”,都成了贬义词了。如同“老实人”由夸人的话,变成骂人的话;如同“小姐”由尊贵的称呼,变成低贱的称谓一样。


呜呼!此亦“与时俱进”乎?“与时俱退”乎?


历史的真相是:文人气(书生气、诗人气、学者气)十足的屈原、杜甫、韩愈、王安石、苏轼等人,命运多舛,历尽磨难;他们当时的境遇和名声,远远没有写在文学史书中、后人的想象中的那样风光无限,事实上他们由于自己的“文人气(书生气)”遭遇了更多的坎坷与危难,甚至比那些官气十足的庸官、坏官吃的苦头、受的洋罪要多得多。


 


呜呼!莫非他们遭遇挫折的缘由真的就是“文人气,不官”吗?!


 


    注:隆儿,某厅机关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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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育何处去——莫言如是说


       语文教育何处去——莫言如是说


 



现在的语文教育,从教材的选定到教学的目的,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自满自足的体系,要彻底改变是不可能的。


 


教材仅仅是教育目的的产物,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教育目的,就有什么样的教材;而教育目的,不是几个编审教材的书生能够决定的。


 


我们教材中的有些文章作者明明是表达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感情,我们却硬要给人家进行“无产阶级”的解释。


 


国家鼓励人们在自然科学领域标新立异、发明创造,但似乎并不鼓励人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标新立异,更不希望你发明创造。我们的学校里决不允许有任何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存在。


 


语文变成了政治的工具,我们的孩子们的作文,也就必然地成为鹦鹉学舌,千篇一律,抒发着同样的“感情”,编造着同样的故事。


 


孩子们也知道,写给党和国家看的文章,必须说假话,抒假情,否则你就别想上大学。


 


孩子们在上学期间就看出了教育的虚伪,就被训练出了不说“人话”的本领,更不必说离开学校进入复杂的社会之后。


 


 一个人如果不能在青少年时期获得一种对语言的感觉,只怕一辈子都很难写出漂亮的文章。


 


语文水平的提高,大量阅读非常重要。


 


没必要让中学生掌握那么多语法和逻辑之类的知识,这些知识完全可以放到大学中文系里学。 


 


如果把语文比喻成一台钢琴,那么,的确需要一些人学设计、学修理,而绝大多数的人,只要学会演奏就行了。


 


即便有朝一日高考与中考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革,语文教材也编订得让人满意,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就必然地提高了文学素养、并由此进而提高了人的素质了呢?我想也未必。


 


有了好的教材,没有好的老师,恐怕也无济于事。


 


什么时候当官的都想当教师了,别说语文教育中存在的这点问题,再大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语文方面的问题,去问老师并且一定要以老师的说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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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中国媒体十大语言差错

    一、在谈论新闻事件时,经常用到“发酵”一词,比如“钓鱼岛争端再次发酵”。“发酵”的“酵”往往误读成xiào。郝铭鉴昨天介绍说,自1985年发布《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后,“酵”字统读为jiào,不再读xiào。但几十年来,该字一再被念错。

  二、在报道黄岩岛事件时,媒体多次把“湖”误为“泻湖”。去年日本大地震时,曾把日本地名“新”误为“新泻”;今年又把“湖”误为“泻湖”。“”音xì,义为咸水浸渍的土地;“湖”是浅水海湾因湾口被淤积的泥沙封堵阻泻而形成的湖,也指珊瑚礁围成的水域。黄岩岛的湖,属于后一种情况。因为“泻”的繁体字“”与“”形近,导致误读误用。


  三、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常被误为《天堂蒜苔之歌》。“薹”,是蒜、韭菜、油菜等生长到一定阶段时在中央部分长出的细长的茎;“苔”,是指一类苔藓植物。有人误以为“苔”是“薹”的简化字,以致把“蒜薹”写作“蒜苔”。


  四、在使用繁体字的场合,“皇后”的“后”常被误成“前後”的“後”。这一差错,在以往的书法作品和商品广告中多次出现。今年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名誉院长赵清海将写有“影後”二字的立轴现场送给影星归亚蕾,由于这一场面曾由电视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影响。


    五、在报道抓捕周克华的新闻时,某些媒体很不得体地把周克华称作“爆头哥”,称周克华为“爆头哥”,无疑是化残忍为一笑。


  六、 女明星错用“贱内”。2012年7月,大S发布一条微博说:“老公的餐饮服务业能往这样美好的方向发展,贱内与有荣焉!”网友一时议论纷纷。“贱内”是一个谦辞,旧时是男人对别人称说自己的妻子,大S显然错了。犯类似错误的还有主持人朱军的“家父”一例,2007年他曾在节目中对嘉宾毛新宇说:“不久前,毛岸青去世了,首先,向家父的过世表示哀悼。”而“家父”应是称自己父亲时的谦辞。


  七、在法制新闻报道中,“囹圄”一词常被误为“囫囵”。今年影星张国立在一份因儿子张默吸毒而代其道歉的声明中说儿子“目前又身陷囫囵,暂不能对公众有一个交代”,“囹圄”读作línɡ yǔ,意思是监狱。“囫囵”读作hú lún,意思是完整、整个儿的。


  八、在交通安全新闻报道中,“酒驾”“醉驾”纠缠不清。2012年10月,王志文在上海街头酒驾被查,不少媒体在报道时,都把“酒驾”误说成“醉驾”。“酒驾”是酒后驾驶,每100毫升的血液中酒精含量超过20毫克但不到80毫克;“醉驾”是醉酒驾驶,指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等于或大于80毫克。两者的法律后果不一样。


  九、在谈论中日钓鱼岛争端时,网络上常常把“兄弟阋于墙”误成“兄弟隙于墙”。2012年,针对钓鱼岛事件,中国大陆与台湾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很多人喜欢引用“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来说明当下的情势,但不少人不会写“阋”字,有人误成“隙”,还有人误成“嬉”。“阋”音xì,意为争吵。


    十、在使用汉字数字时,“零”和“”常被弄混。阿拉伯数字“0”有“零”和“”两种汉字书写形式。2011年开始正式实施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规定:一个数字用作计量时,其中“0”的汉字书写形式为“零”;用作编号时,“0”的汉字书写形式为“”。许多人在涉及编号的场合,错误地以“零”代“”。比如,“二零一二年”是错误写法,应该是“二一二年”。


      (编转)

被误捧的关羽 葛维春


       被误捧的关羽


             —-也说关羽的情与义                  


                      


春秋大义,义薄云天”——后人对关羽的评价实在是过誉了。


众所周知,如果勇冠三军的关羽依从了雄才大略的曹操,曹操的统一大业就会加速完成,三国的历史必将重新改写;如果手握重兵的关羽在华容道上杀掉了曹操,将为刘备兴复汉室的大业扫除最大的障碍,三国的历史也必将重新改写。关羽的不从曹操,是出于对有情于己的结义兄弟刘备的忠诚;关羽的不杀曹操,是出于对有恩于己的曹操(不杀之恩)的报答。总之他的不从、不杀皆出于个人恩怨情仇,绝非出于救民安邦的春秋大义


就个人的功业(政治)取向来说,关羽不依从代表新兴阶层和历史发展先进方向的曹操,而忠诚于落后腐朽的皇权代表刘备,是典型的愚忠,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哥们义气,哪有一点儿春秋大义的影子?他的春秋史书算是白读了。


关羽在华容道上不杀曹操,给刘备兴复汉室的大业留下了永远无法排除的历史后患,导致了诸葛亮的愿望永远无法实现(有论者认为是诸葛亮故意让关羽放了曹操,果真如此?只有天知道),这是典型于国不忠,徇私情误军机。加之大意失荆州,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关羽一手断送了蜀国的前程——的客观价值何在呢?!


历史不能假设,对历史人物也不能苛责;但是对历史的解读与感怀,完全可以因人而异,仁智相见,这很正常——其实众多看似相左相对甚至相反以致矛盾对立的观点,并不完全矛盾。


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从来是也永远只能是盲人摸象,从不同侧面看问题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众多的局部真理合起来,逐渐接近事物的整体及其真理,这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条普遍规律。所以对一切人的言说,对任何观点,唯一正确的态度,是耐心地倾听,保持一种誓死捍卫所有人自由言说权利的海量与宽容。


史实,也就是一个话题。众说纷纭,各抒己见,也是一种趣味。


世界上很多事情,是不能够简单地以对错加以衡量的。



“鸟巢”咏叹调(诗歌)·葛维春

“鸟巢”咏叹调


  葛维春


 


关关雎鸠


将巢筑在繁花平仄的诗经里


唱起华夏数千年


风雅如荼的爱情


 


剪柳的黄鹂


将巢筑在山水多娇的画卷中


阳关三叠


唱响朝雨般清新亘古的友情


 


金声的鲲鹏


将巢筑在浩渺无边的天庭


在扶摇九霄的风云里


唱彻华夏五千年奋飞的豪情


 


2008        奥林匹克的圣鸟


将巢筑在古诗成河


雅韵成风的北京


雪莱的云雀


济慈的夜莺


莎士比亚的仙凤


华兹华斯的布谷


还有松尾芭蕉的紫色鸟…..


一只只 一群群…..


云集鸟巢之京


 


看啊  如幻如梦


吉祥如云


和谐似乐


博爱同春


赤橙黄绿青蓝紫


汇成浪花飞溅的花海诗溪


 


听啊 如痴如醉


我和你


手拉手


宫商角徵羽


同是一家人


仙乐似梦


温柔 激越


颤栗 甜蜜


金石的大爱入髓


纵豆蔻词宏


无法形容


 


万方的精灵都来了


千古的歌者也来了


荷马与李白


姜夔和柳永


李清照 普希金


还有髯发如雪的泰戈尔…..


这些上帝的青鸟


翩跹在“鸟巢”的上空


把好运和福祉的七色花瓣


从飞天的袖间纷纷抖落


把幻想与祝福


与白云般的和平鸽一起


放飞在地球村民紫色的梦中


 


千古的诗人


万方的鸟啊


巢聚炎帝盛京


组成旷古第一的啦啦队


 “中国加油!中华复兴!


世界加油!人类和平!


这袅袅的天籁


飞越火星


一道乐音的彩虹


永恒在历史的天空

521,吾爱你 · 葛维春

520,网络语之我爱你”。


昨天520 ,“我爱你”日,全中国都笼罩在“我爱你”的虚拟温情与真假难辨的浪漫氛围之中。由于日期很敏感,阿拉为防止瓜田李下,引起和谐社会之细胞–家庭之不和谐,一整天没敢给女士们包括青涩女生和资深美女在内的所有女士打过一个电话、发过一个短信。网络害人不浅,可见一斑。


520作为我爱你之网语,不知是哪位大师的发明,由于没有申请专利,专利局恐怕也无从查明发明人是谁。其实,以洒家之拙见,521作为我爱你之隐语(隐语者,江湖俗称“黑话”,地下党称之为“接头暗号”),其谐音更加贴切,口感也顺溜,1就是你,你就是1,–“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521 ,我爱你!你不妨试一试:味道好极了!


      ——唉!洒家知道,真理虽然掌握在俺一个人手里,可是话语的权利却掌握在多数人的口里,其宝贵意见,不一定被采纳。但转念一想:反正网络错话连篇,也就不多我这一篇;不说白不说,说!


——人语不如鸟语,鸟语叫真,人语多假。人类之语言,习惯于将错就错。


明明是打扫垃圾,汉语偏偏要说成打扫卫生”——“卫生何以还要打扫”呢?打扫掉了“卫生”,剩下的岂不都是“垃圾”了吗?这不是荒唐到月球上去了吗!明明是倾盆大雨,英语偏偏要说成天上掉下来猫和狗”(rain cats and dogs,比《红楼梦》中的无稽崖还无稽,简直无稽到了火星人的眼镜都要跌到地球上来了!这些明明都是胡说八道,还美其名曰:这是语言的约定俗成。什么约定俗成?就是“以讹传讹”嘛。


在洒家看来,这俗(错)成是真的,约定是假的。“520=我爱你,这是谁跟谁约定的呢?此类火星文字,其发明者和制造商,不申请专利也就算了,不把各国专利局放在眼里也可以理解,反正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专利也都没有用,竟然把他们的“上帝”即芸芸顾客和广大用户也不放在眼里,——不但从来没有发过问卷征求过意见,连一个招呼也没有打,环保局证明:他们甚至连半个屁也没有放,香的臭的都没有放。


尊敬的各位大师、网友之兄弟姐妹们:“520=我爱你,与谁约定了?与您约定吗?谁签的合同?无证生产也就算啦,还强行推广,简直就是霸王条款嘛!爱如毒药。药品关乎人民的生命安全,谁批准上市的?“520,我爱你”虽有糖衣包着有甜味宜于口服,但是做过临床试验吗?是不是少儿不宜?有无禁忌症?不分男女老幼不分种族婚否,不讲饭前饭后,一律服用520,副作用怎么避免?!……


好了,好了!废话不说了。其他不说,单发音就不对——520——我爱你,“0”怎么是“你”呢?普通话发音差得连赵忠祥也不如!


由错误得出的正确结论:520=我爱你=约定俗成=以讹传讹。


一人提出暂未约定尚未俗成的最佳候选议案:521=吾爱你。又名葛氏定理。


 


注:“人言不如鸟语”,语出洒家。


    鸟语是最纯粹的拼音文字,远远超过通行世界的英语,以及试图称霸全球的世界语。发什么声,表什么意,鸟国是执法如山铁面无私的,声音面前,鸟鸟平等是刚性原则。男鸟发错了声,纵是甜言蜜语,女鸟也一概不予理睬;同理,女鸟不按规矩出牌,纵使万种风情,男鸟亦是置若罔闻,求偶一概失败,断子绝孙,咎由自取,该法则不分国籍,千古不易。由此看来,鸟的世界,是个法制的世界。吕叔湘等语言学家喟叹:汉语是人制的语言,英语是法制的语言。由此推断,英语属于“鸟语”。


——此“鸟语”,不但没有带来“花香”,反而给炎黄的孩子们带来无尽的烦恼,英语学舌已经从娃娃抓起,小学初中高中本科硕士博士,没有英国这鸟语,简直是寸步难行。在中国召开中国人参加的一些学术会议为了显示品位档次与国际接轨,也被要求全用英语,把海外归来的中科院士气得拍案而起;研究生博士生必考英语,古汉语和中国画专业也概莫能外,气得留洋归来陈丹青从清华愤然离去。总之,鸟语英语,已经如“倾盆大雨”,向中国的大地上倾泻“小猫小狗”,包括圣诞叔、麦当佬和肯德鸡。


英语,这“鸟语”!


                                                                           葛维春  2012-05-21


 

高压锅·黑锅与文学——莫言在法兰克福的演讲





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


高压锅·黑锅与文学——莫言在法兰克福的演讲

  


  开了两天会,终于谈到了文学。(笑声)上个月,我因为胃出血住进了医院,出院以后身体虚弱,本来想跟有关方面打个招呼,在家养病,不来参加这个会议。但我妻子说:既然已经答应了别人,就应该信守承诺,尽管你一爬楼梯就冒虚汗,但我建议你还是要去。你若不去,对会议主办方很不尊重。听妻子话,我来了。我临出门的时候,妻子对我说:听说德国的高压锅特别好,你买一个带回来。(笑声)我这才明白她让我来的真正目的是让我来买锅。(笑声)我前天上午已经完成了任务,买了个高压锅在床头放着。(笑声)这次来呢,我还知道德国某些媒体给我背上了一个黑锅——非常抱歉,可能给同传翻译的女士增加了困难,中国人将强加于自己的不实之词称为‘背黑锅’——中国有一些小报经常这样干,经常造我的谣言。我没想到像德国这样号称严谨的国家的媒体也会这么干。(笑声,掌声)由此我也明白,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差不多。(笑声,掌声)这次我来法兰克福,收获很大,买回了一个银光闪闪的高压锅,同时卸下了一个黑锅。我是山东人,山东人大男子主义,如果一个男人听老婆的话会被人瞧不起的,我这次来才体会到老婆的话一定要听。(笑声,掌声)我如果不来,第一买不回高压锅,第二我的黑锅就要背到底了。我老婆的话体现了两个很宝贵的原则,一个是要履行承诺,答应了别人一定要做到;第二个就是别人好的东西我们要拿过来。德国的锅好,我们就买德国的锅。(掌声)我老婆的这两点宝贵品质值得很多人学习。前天晚上我给她发了个短信,把我这次的行动做了汇报。她给我回短信:再买一个高压锅。(笑声)两个高压锅太沉了!我就给她撒了一个谎:德国海关规定每个人只能买一个高压锅。假如我们的德国朋友不反对,不怕中国人把德国的高压锅买得涨价的话,我回去会利用我在中国的影响,写文章宣传德国锅的好处,让全中国的家庭主妇都让她们的丈夫来买锅。(笑声,掌声)


  光说锅也不行,我们还得说文学。我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应该超越党派、超越阶级、超越政治、超越国界的。(掌声)作家是有国籍的,这毫无疑问,但优秀的文学是没有国界的。(掌声)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属于人的文学,是描写人的感情,描写人的命运的。它应该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应该具有普世的价值。(掌声)像德国的作家:歌德的作品,托马斯·曼的作品、伯尔的作品、君特·格拉斯的作品、马丁·瓦尔泽的作品还有西格弗里德·伦茨的作品,这些作品我大部分都读过。我认为他们的作品就是具有普世价值的、超越了国界的文学。尽管他们描写的是中国读者并不熟悉的德国生活,讲的是德国的故事,但因为他们的作品在描述了德国生活的特殊性的同时,也表现了人类情感的共同性,因此他们的作品就获得了走向世界的通行证,因此他们的文学既是德国的文学也是世界的文学。我必须坦率地承认,中国当代文学中也就是从1949年到现在的文学当中,确实有一批作品是不具备世界文学的素质的。因为这批作品的作者受到了时代的限制,不敢也不愿意把他们心中的真实的情感表露出来。这种情况从上个世界的80年代发生了变化。尽管有很多人对中国最近30年来的文学的评价不高,包括德国的著名汉学家顾彬先生,他对我们最近30年来的当代文学评价很低。他有很多非常有名的说法,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了。但是我个人认为最近30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写出了很多具有世界文学品质的优秀作品。中国当代文学之所以能在30年来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和巨大的成绩,是因为我们中国作家30年来大胆地谦虚地向西方文学进行了学习,包括向德国作家的作品学习。但是向西方文学的学习并不意味着要照着西方文学的模式来克隆我们自己的小说、诗歌。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确实经过了简单模仿的阶段,但是这个阶段很快就过去了,因为我们很快就认识到了这样的模仿是没有出路的。你模仿君特·格拉斯模仿得再像,那有什么意义呢?那顶多说你是中国的君特·格拉斯;模仿马丁·瓦尔泽模仿得再像,也没有意义,顶多说你是中国的马丁·瓦尔泽。要取得自己的文学地位,就必须写出属于自己的与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一个国家的文学想要取得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同样也要具备自己的鲜明的风格,跟别的文学在基本点上有共同的地方,但某些特性要十分鲜明。所以我想,中国文学既是世界文学一个构成部分,也是属于中国自己的,这才是对的。那如何实现这一个目标,这就需要我们在向中国古典文学、西方文学包括德国文学学习的同时,去发掘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所蕴藏着的创作资源,包括我们每一个人与别人不一样的亲身经验。然后在我们个人独特经验的基础之上,塑造出我们自己的人物系列,使用或者锤炼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学语言,创作出具有鲜明个性的小说或者诗歌。这样的话,作为一个作家才有可能取得自己在文坛当中的地位,作为一个国家的文学才有可能取得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但是这个目标目前还远远未能实现。我们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离我所想象的伟大的文学还有很大的差距。这就要求我们确实还是要继续谦虚地学习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优秀文学作品,学习我们中国传统文学作品,更要深入到日常的最普遍的生活当中去,亲身体验,写出自己感触最深的、心中最痛的感觉,那么我们作品才有可能具有世界文学的价值,否则很难说我们写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另外,我想谈一下文学多样化的问题。高压锅可以批量生产,而且越符合标准越好,便于修理嘛。文学最怕的就是批量生产。我确实没有资格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评价,因为在这30年来出现了成千上万的文学作家,出现了可以说是汗牛充栋的文学作品。如果一个人没有大量的阅读文学作品,要对它做一个总体性的评价是很冒险的也是很不负责的。我也没有兴趣过多地评论别人的作品,但是我有自己关于文学的标准,而且我按这个标准把作家分成好的和比较好的。我可以不喜欢某个作家,但是我无权干涉他的创作方式。如果我作为一个批评家,当然要尽量排除掉我个人的审美偏好,尽量客观地评价别人。但是我作为一个作家,我就可以非常个性化地选择我所喜欢的,不读我不喜欢的。刚才一位先生提到了作家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尤其是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好的文学、好的作家当然离不开社会生活。作为一个中国作家必须对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切保持一种高度的兴趣,而且有深入的了解和体验。你要对社会上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一个自己的看法,这种看法可以和所有人都不一样。对于一个作家、对于文学来讲,最可贵的就在于它和所有人都不一样。如果我们所有的作家的看法都一样,那么这么多作家的存在价值就值得怀疑。在社会中,有的时候我们要强调一种共性,但是在文学当中确实要高度地强调个性。在国内,我做过的很多演讲都以文学的个性化与作家的个性化为题目。这也是30年来中国作家所做的巨大的努力,就是要从模式化的、公式化的、雷同的作品的套路中解脱出来。作家对社会上存在的黑暗现象,对人性的丑和恶当然要有强烈的义愤和批评,但是我们不能让所有的作家用统一的方式表现正义感。有的作家可以站在大街上高呼口号,表达他对社会上不公正的现象的看法,但是我们也要容许有的作家躲在小房子里用小说或者诗歌或者其他文学的样式来表现他对社会上这些不公正的黑暗的事情的批评,而且我想说对于文学来讲,有个巨大的禁忌就是过于直露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作家的政治观点应该是用文学的、形象化的方式来呈现出来。如果不是用形象化的、文学的方式,那么我们的小说就会变成口号,变成宣传品。所以我想,作家的政治态度,他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确实跟政治家、社会学家的表现方式不一样的,即便是作家队伍里面也应该有很多差异。我们确实没有必要强行要求所有的人都一样。最终我还是认为,归根结底,一个作家还是要用作品来说话,因为作家的职业决定了写作才是他最神圣的职责。如果一个人只有作家的名号,没有小说、诗歌,没有其他的文学作品,那么算个什么作家呢?什么叫作家?因为他写了作品;什么叫著名作家?因为他写了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品;什么是伟大作家?因为他写出了能够影响全人类的伟大作品。所以作家的名号是建立在作品的基础之上的。没有作品,那么你这个作家的身份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当然我想每个人都不彻底,我也不彻底。如果我彻底的话,那么我就应该像我的名字一样不要说话。所以我也不彻底,我也要说话。


  最后我要再讲一个题外话,就是德国报纸所报道的关于我对某某参加会议的看法。有的报纸讲的很具体,什么我“不愿意跟他在一个房间”等等。我看到这些报道有点莫名其妙。我11号下午下了飞机才知道这件事,而关于我对这件事的看法在11号之前已经在媒体上公布了,是怎么得来的?是谁采访的我?这件事我还真得谢谢我妻子,谢谢她让我来,如果我不来,真的说不清楚了。我觉得论坛嘛,谁都可以说话。已经是21世纪了,没有任何人能把谁的发言权剥夺。谁都可以发言,谁都可以在不影响到别人自由的情况下发表自己对所有问题的见解。当然,谁也都可以不发言。如果有人想用强制的手段剥夺别人这种权利,这是违反最基本的准则的。我是一个50多岁的人啦,也是一个号称写了很多小说的所谓的“著名作家”,不至于连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说出那么荒唐的话来。


  最后,我讲一个小故事。听说法兰克福是歌德的出生地。在中国,流传着一个非常有名的关于歌德的故事。有一次,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突然,对面来了国王的仪仗。贝多芬昂首挺胸,从国王的仪仗队面前挺身而过。歌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在仪仗队面前恭敬肃立。我想,这个故事向我们传达的就是对贝多芬的尊敬和对歌德的蔑视。在年轻的时候,我也认为贝多芬了不起,歌德太不象话了。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慢慢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像贝多芬那样做也许并不困难。但像歌德那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对着国王的仪仗恭恭敬敬地行礼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


  谢谢大家!(热烈掌声)  

真实的马克思,并不简单地否定宗教

真实的马克思,并不简单地否定宗教
        马克思是哲学家和思想家,不是政治家。他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不是共产党的私家财产,也不是专门为共产党提供思想观点理论学说的——虽然他写过《共产党宣言》。在西方马克思也是很受尊崇的,他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是经济、社会和哲学发达的西方国家公认的学术经典,《共产党宣言》甚至是美国等国家规定的中学生必读书。



马克思传入中国以后,特别是经过一代代“革命者”加工以后,已经渐渐失去了它的本来面貌。从积极的方面说,中国共产党尤其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毛泽东和邓小平等,结合中国实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从消极方面讲,在一定历史时期,特别是极左路线盛行或者极右路线站上风的时候,都发生过严重曲解马克思主义,甚至阉割马克思主义的现象。比如,马克思讲实事求是,讲辩证法,他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甚至反对机械唯物主义和庸俗的实用主义,主张用全面的、发展的、联系的观点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而坚持极左和极右思想的人,或者不顾客观实际左倾盲动,或者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复辟倒退。如王明的“盲动”、陈独秀的“妥协”,大跃进时期的“浮夸”和文革时期的“横扫一切”。这些“人”或“主义”,都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实际上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至今仍有一个普遍的误区,认为马克思是纯粹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既然是科学,就应该彻底否定和反对任何宗教思想。岂不知马克思对“宗教”有着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他认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三种基本途径是:科学,宗教和艺术的。简言之就是真、善与美。宗教与迷信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有些宗教中有迷信,但是迷信不是宗教。宗教,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途径和方法,是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马克思对此非但没有完全否定,而且对宗教存在的合理性,坚持辩证的、理解的和尊重的态度——这在世界文化思想史上还没有谁像他这样,旗帜鲜明地把宗教与科学、艺术相提并论为人类思想认识的三大法宝。这一点恐怕是所有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的人,做梦也不会想到的吧?


也难怪,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在很多时候是不是完整的、本色的、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转述的、改编的、肢解的、甚至是被曲解和阉割的马克思主义。在这种变形变调变色变味的马克思主义“哺育”下的人们,难免先天营养不良,产生一些思想上的侏儒、畸形儿和“大头娃娃”,这毫不奇怪。


一直到现在中国还流行着这样一种“天经地义”的观点:共产党员只能信马列,不能信宗教。既然是共产党员就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宗教、自觉抵制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其他主义。显然这是违背马克思的初衷和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思想理论体系,它不排斥一切先进的思想,包括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这种海乃百川,兼容并蓄的宽阔胸襟,才是真正的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


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其实就是一种包容的、多元的、开放的、可持续的发展观,倡导的正是一种真实的完整的发展的富有永久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还抱着历史形成的片面的狭隘的被曲解后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观点不放,抵制一个多元价值与普世价值并存共生的崭新时代的到来,那是必将被历史所淘汰和抛弃的!


 


回想当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宣誓就职演说时手按圣经,中国的一个领导人看到这个场景,居然公开质疑:在美国这样一个科学如此发达的国家,总统怎么会相信宗教呢?此论一出,克林顿和西方社会大跌眼镜,一片哗然。尊重他人的宗教信仰,是最起码的文化常识。何况手按圣经包括阅读圣经与信奉科学并不矛盾,甚至也不违反马克思主义。这位领导人的偏执与无知,让全中国人感到丢脸,即便是写到此处,我也依然为中国人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