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露’不由人》(五)

    二十岁时好像什么都懂了,三十岁时发现还很不懂,四十岁以后忽然发现,什么也不懂了。


                      ——– 题记


      有人说我“孤傲”。“孤”好理解,我性格内向,不大合群,不愿从众,崇尚特立独行。说“傲”,我不接受—我“傲”了吗?没有“傲”的资本啊;何况我顶讨厌的就是那些自我感觉良好,装腔作势,高人一等,傲视群雄的人;所以我与人相处一向是谦逊随和的,一点架子也没有,在学生和晚辈面前也从不摆谱儿。


      至于说做人有一些原则有一点坚持,那另当别论。年轻时读《徐悲鸿传》,“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这句话,至今印象深刻。我当时的理解是,人不能骄傲,但也不能做软骨头。毛主席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数十年的平凡人生,无论怎样的与世无争,骨子里还残存那么一点不愿意摧眉折腰的气节,天生的缺心眼儿,学不会城府与狡猾,更不用说是谄媚和投机了,甚而至于我极端地排斥一切所谓的“生存智慧”。顽固的秉持实诚、实在、实干原则,不能靠投机;人生要凭真诚立世,不能靠技巧蒙人。


      在我的心里,人都是生而平等的,无论地位高低都是人,都应该平等相处,为什么一定要谄媚呢?为什么一定要打压呢?为什么一定要你死我活,为什么不能和平相处呢?所以我既没有觉得低人一等,更没有觉得高人一等,一贯奉行不卑不亢的处世原则。当然这样以来,或许某些感觉良好的自以为尊贵的人,会觉得我不够恭敬,不够温顺,不够驯服,总之不够奴颜婢膝,不像叭儿狗那样可爱吧——有人就需要这些,这是滋养他们尊贵感的营养品,遗憾的是我很少奉献这些营养品,所以,遭受一些非议、刁难、乃至诬蔑与诽谤,也就在所难免了。其实我内心里无论对领导还是对一般同志我都是尊重的,因为我也需要他们尊重。虽然我不是对所有人的言行都是赞同的,但是我总是以最大的宽容去理解身边的每一个人,以最大的善意去忍让他们,接纳他们,所以,从来不会听到我对领导和同志的无端挑剔和指责。


      我平生最恨那些故意说人坏话的人,对于造谣诬告陷害他人的人,更是恨之入骨。 我始终恪守不在背后攻击任何人,不向领导打任何一个同志的小报告的原则底线,我从不告发任何人,甚至包括诬告过诬蔑过我的人,因为我不愿沦为自己所不齿的卑鄙小人。有人说我这是无原则的放弃斗争,窝囊,也许是吧。但老实话说,我信奉的是鲁迅的那句话: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我不想也成不了大事,但是永远也不背后捣鬼。


      有人说我是个有基督情怀的人,这我倒没有觉得。我只是心怀悲悯,同情弱者,同情所有的人,包括强者;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很可怜。活在世上的每个人,无论是圣贤豪杰还是凡夫俗子,谁能够不经历挫折、困苦与磨难呢?即使人与人之间不相互诋毁、不你死我活地争斗,生活本身够烦心的了,人来世上一趟,要经受多少烦恼多少痛苦啊,活一个人多不容易,多可怜啊!连上帝也常常流下同情的泪水呢。


      既然如此,人与人之间,相煎何太急呢?!

为“真”说句话——方舟子何时能够乘上诺亚方舟?葛维春


为“真”说句话


 


方舟子的“打假”,网上有人叫好,也有很多的骂贴。看了挺不是滋味,于是有了下面的话。


真金不怕火炼,真相不怕质疑。


韩寒如果真能写,就不怕方舟子质疑其出道时的作文《求医》等是乃父韩仁均捉刀;蒋方舟如果真有过硬的写作素质,也不怕方舟子质疑其作品《白字先生》为其母尚爱兰代笔。事实毕竟是事实,黑的也说不成白的。哪怕白纸黑字,写进史书中的虚假玩意儿,最终也要被揪出来,一一澄清的。虽说,历史也会被强奸,历史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是时间总会无情地冲刷掉这姑娘脸上的脂粉,露出她沧桑的面孔。


方舟子与对手之间的是非,我们不清楚,不参与,也不评论;我们只从真假现象说起。


前些年农民负担过重,鱼肉百姓的现象时有发生,有一位记者去采访受害的群众,问“你们最缺少什么”农民答:“陈胜吴广。”这故事的真假我们没有考证。但是如果现在此时有记者问我“当今中国最缺少什么”,我一定回答:中国如今最缺的是“真”。


“诚信缺失”是当今中国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


“打假”利于重塑“诚信”,是功德无量的好事。无论是方舟子还是圆舟子,只要打假,总是好的。


王刚主持的鉴宝栏目,口号就是“去伪存真”,数以千百计的“珍宝”赝品粉碎于他的锤下。“去伪存真”正是当下中国最需要的,应该推广到社会的一切领域。


某些官方数据有假,计划生育成绩有假,在编在岗人数有假,先进经验有假,连处女膜也在各种医院造假…假文凭,假学历,假发票,假证明…假报告,假就业,假指标假奶粉,假野生,假排放…假烟,假酒,假药,假账,假面孔,假乳房…假唱,假笑,假帮,假仁假义,假情假意…凡有物处皆有假,凡有人处必造假,整个社会好像在天天在上演着假面舞会。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是假亦真。


假,成了一种社会常态;真,成了最为稀缺的社会资源。


虚假,不仅使是非颠倒,礼崩乐坏;也给社会管理带来无尽的麻烦,严重损毁着社会进步的道德根基。一向不题词的朱镕基曾破天荒的三次题写“不做假账”,可见“假账”是一个多么普遍多么让人刺痛心扉的社会问题啊!


“去伪”方可“存真”,“打假”是确保“鱼目”不能“混珠”的唯一途径。


回归真实,是一个社会走向文明的最起码的要求。


伟大的人民教育局陶行知一生的教育信条“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其核心就是一个“真”字。


真实,不一定等于真理,但是真实距离真理最近。而真理,是一切文明的最高原则,是一切社会公平正义的可靠根基。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社会稳定,必须从求真开始;社会发展,必须从求真起步。


方舟子,真是一位孤胆英雄,他孤军作战,不要命地去打假,遭受如此之多的嘲笑、恐吓和打击,不能不令人胆寒心惊。在中国走向诚信和文明的征程中,方舟子的打假,注定是一件不可忽略的历史事件。敢说真话,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稀缺的品质;敢于打假,应成为这个时代代价最大的冒险行为。鲁迅说,中国自古就有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拼命硬干的人这是中国的脊梁。方舟子,在一些人看来,非但不是脊梁,是疯子,是傻瓜。雷锋说得好,我甘愿做这样的傻子。方舟子,甘愿做打假的傻子,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方舟子,在中国,希望不成为孤本。中国社会的进步需要千千万万的方舟子,需要方舟子们发扬中国人“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勇气,誓把人世间一切的皇帝新装统统扯下!


俗眼看鲁迅(一)小引



 








  


 无论有多少争议,有一点无可争议,那就是鲁迅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文化史上和思想发展史上一座无法回避的山峰。对于鲁迅的曲解与怠慢,必将导致中国文学和文化发展的重大损失。鲁迅是历史赐于中国的一笔财富一处宝藏一种资源。对于鲁迅的思考,永远具有当代意义。


鲁迅说“北大是常为新的”,其实鲁迅何尝不是“常为新的”?先生毕其一生,以新见、新文、新思想苦苦求索树中国“新人”。毛泽东说:“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为中国树“新人”所做的毕生努力,也是“第一可宝贵的”。


但是,对于鲁迅的“神化”和“妖魔化”,遮蔽了鲁迅的本真与可爱,损害了鲁迅及其作品的文化意义,使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无端地流失了一笔十分保贵的思想资源和文化资源。


许广平第一次看到到处张贴的鲁迅“标准像”(头发根根直竖、浓墨隶字一字须、“横眉冷对千夫指”的眼神)吓了一跳,第一反应就是“真鲁迅不是这样的!”那么“真鲁迅”是啥样的呢?我们很想知道,哪怕是想象一下也好呀。


鄙人以为,重提鲁迅,谈论鲁迅,思考鲁迅,以家常的话语和常人的视角,还原世俗的鲁迅、食人间烟火的常人鲁迅,甚至“创造”出每个人心中形象鲜活风格各异的鲁迅……应该是一件让人愉快与有益的事情。基于这种愚见,鄙人冒昧地在对鲁迅毫无研究的情况下,纯粹以一个无知俗人的视角,家常式的说说鲁迅。


       自说自话,不避俚俗


       依据事实,但拒绝考据


       凭良心说话,但不以社会公义自居


       欢迎批评,但拒绝争论


 


注释:      研究表明:“无研究”的好处有——由于无知说话更大胆,由于“无研究”而少有自以为是的固执,由于“无研究”而避免了考据的繁琐与理论的枯燥,由于没受过“研究”的训练可以有效避免“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的习惯


     自说自话”的有三种人:鲁迅笔下的狂人(精神病患者)、祥林嫂(心灵受到严重创伤者)、少年或老年痴呆症患者;笔者属于哪一种,自己说不准。


     “不避俚俗”:一则本人确系俚俗之人,再回避也是俗人,干脆不回避了;二则弄不出“阳春白雪”的高雅,就只能弄些“下里巴人”的俚俗,若避了“俚俗”就没话说了。


     “依据事实”:不依据事实说话,等于放屁。


     “拒绝考据”:“考据”需要学问和大量时间,本人既无学问,也无大量时间——天天为生计瞎忙活,工作的时间要工作,生活的时间要生活,哪还有多余的时间?


      “凭良心说话”:没有“良心”就不是人,不是人就说不出人话。我想说人话,不凭良心咋行?至于我的“心”良与不良,读者心中有杆秤,我自己说了不算。


      “不以社会公义自居”:a.“社会公义”是啥?我也说不准,所以没办法“自居”;b.“公义”应由公众来“居”,我个人“自居”不合适;c.我支持“公义”,但是我深知每人都有“私义”,且难以根除“主观”,所以在我看来,以社会公义自居者,不是狂者,就是混蛋。


       “欢迎批评”:“批评”是好东西,没有批评就没有进步,我不想退步,所以欢迎批评;“批评”如果沦为攻击和谩骂,那将变成最最坏坏的东东了;故而本人所欢迎的是“好东西”的善意批评,不是“坏东东”的恶意中伤;此处所谓“批评”,乃是“文学批评”之“批评”,意谓“评价”尔!


        “拒绝争论”:本人欢喜“讨论”,反对“争论”。“争论”往往有打到别人成全自己的倾向,这不符合“双赢”的时代潮流,再说“打倒”不仅伤和气,而且“倒地”也不卫生,不文明。所以我和小平同志都主张:“不争论。”


(葛维春)


 

杂文的悲哀(葛维春)




杂文的悲哀


文友徐君说他从十年前就不写杂文了。原因很简单:该看杂文的人(比如贪官和小人)不看杂文,像是一拳打在空气中,或如猛士一枪刺了个空,很是落寞与无聊。杂文没了该读的读者,写它何用?杂文,沦落为书面牢骚,甚至连自娱自乐也谈不上——写杂文大多带气,何乐之有?如果说发泄愤懑能带来快感,但是失去了发泄的对象,这快感就失去了大半,甚是无聊。据说这位朋友改写散文之后,徐徐沉醉,颇得嘉许。散文可大可小,家国宇宙,风花雪月,世故人情,茶米油盐,皆可入文;谈古论今亦可,夫子自道也行,不招谁不惹谁,如心灵鸡汤,颇具“普世”口味,不像杂文语带讽刺,惹人嫌恶,让人皱眉头,“说不出是什么味道”。


我在为朋友找到一条适宜的写作佳径而欣慰的同时,也为杂文的境遇而悲哀。


杂文,砸谁呢?据说,现在已是和谐社会,挑刺儿是不合时宜的,讽刺挖苦也近于“下作”,为“正人君子”所不齿,为“识时务者”所不屑。杂文,成了“杂音”的代名词,与“保持一致”很不一致。而“不一致”可是政治问题,虽然文革早成灰烬,但灰中仍有火星,随时可以烧人。但凡有一点“思想觉悟”的人,皆避杂文如SARS,弃杂文如敝履。有道是“牢骚太盛肠常断”。照此逻辑,弄杂文有“断肠”的危险,有违追求“幸福指数”的时代潮流,于己不利,于人“不宜”;因此,从“长宜”的角度看,最好是“多栽花,少种刺”,像新媳妇忍屁一样,把不满的话咽到肚里,如果非说话不可,那就“今天的天气,哈哈哈”,把恶气变成饱嗝打出来算了。但是,如此一来杂文的处境也就不妙了,生态由此不“文明”,繁荣与生机也就变得渺茫起来。


毋庸置疑,杂文的繁荣需要适宜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就杂文自身特点而言,依然离不开“韧性的战斗”(鲁迅语)。如果以“和谐”之名取消“战斗”,杂文的危机就真的在所难免了。其实,“战斗的杂文”并不是要制造“不和谐”,而是要与违背人性、公平与正义的种种不和谐现象做殊死地搏斗!


没有讽刺就没有杂文,没有批评就没有杂文,总之“挣扎和战斗”是杂文赖以生存的唯一方式。央视的“焦点访谈”,开播之初锋芒四射,火力十足,因此万众欢呼,总理击节,但是被“正面”之后,立刻如断了脊梁的藏獒,威风尽失,收视率一落千丈。杂文如果失去讽刺和批评,也无异于一条断了脊梁的哈巴狗。


树要茁壮成长,就得欢迎啄木鸟;人要祛除痼疾,就不能畏惧手术刀。文化建设要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道义和担当。当年以“树人”为己任的周树人先生,用毕生的心血写下了大量撼人心魄的杂文,成为民族的脊梁,文化的昆仑。这位文学巨擘、杂文大师,用他一生的创作经验告诉我们:“生存的小品文(杂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是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新时期的杂文要生存和繁荣就必须秉承这种战斗的勇气和道义的担当。


有评论家说,莫言获得诺奖其奥秘在于“有技术地揭露了人类的最阴暗面”。从这个意义上说,莫言就是用他的小说,实践并光大了鲁迅先生的杂文精神,即匕首投枪般的战斗精神。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用理性的良知为沉默的大多数呐喊,乃杂文家永远的天职;用深邃的思想和犀利的枪弹向愚昧与邪恶永不妥协地开战,是杂文生存的全部要义。


                    2012-12-11 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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