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新华网报道太和语文教研

    人民网北京11月29日电   新教育中国行“走进乡村学校”公益培训走进安徽太和县第八中学,来自江浙皖的16位名师同台献艺,以
“语文理想课堂与教师专业发展”为主题,针对语文理想高效课堂、教师专业发展等问题进行同课异构和讲座论谈。

    新教育“走进乡村学校”公益活动是由教育专家朱永新发起,新教育基金会资助的培训项目。项目培训对象主要是中西部省份的乡村中小学的一线教师。

    据悉,皖西北太和县近年来在语文课程改革方面进行的高效阅读与高效课堂的实验研究中,涌现出了葛维春、范磊等一大批在省内外颇有影响的教研员和优秀教师,4人获得全国教学大赛一等奖,多位老师应邀到兄弟省市乃至台湾进行学术交流或执教观摩课。此次活动是江浙皖三省中学语文教学交流的一个缩影。

    据新教育专家团领队刘恩樵老师介绍,太和与阜阳的许多学校都在进行“高效课堂”的实验,对新教育发展的内涵进行了有效的探索。

太和县教育局局长陈玉健表示,太和县教育局大力实施“名校、名师、名校长”工程,强化教师的专业化成长,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次,通过新教育中国行“走进乡村学校”公益培训,必将大大促进本县教师教育理念的转变和教学水平的提高,对于整体提高本县师资水平和教育水平,将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阜阳市教科所所长蒋曙光说,此次活动不仅增进了安徽与江浙语文教研的深度交流,也为创新教研工作思路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莫言母亲的八个教子故事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母亲教会了儿子什么是大爱和亲情。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扇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母亲教会了儿子什么是宽容和理解。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的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


  母亲教会了儿子什么是怜悯和同情。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的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的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母亲教会了儿子什么是诚实和耻辱。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己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到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母亲教会了儿子什么是坚强和不屈。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母亲教会了儿子什么是人生和处世。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母亲教会了儿子什么是学习和生活。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年2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


  母亲教会了儿子什么是梦想和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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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大会堂开过会回家 葛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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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哪里,福就在哪里 


  “在人民大会堂开过会不也得回到家里去!”


    梁大姐从大连打来电话,我的QQ空间里知道我这一段挺忙,就劝我。


   “你要好在家里的角色。当好父亲,养育好儿女;当好老公,待好你的妻子;当好儿子,养好父母和老人…..”


    我说:大姐教导的是,好的……


   “五十岁以后的人不要再看领导的脸色行事。有什么就说什么,还能怎么样?”


   “是是,好的,大姐看得透……”我说。


   “钱有多少才是多?权有多大才是大?人来世上走一趟,要钱要权是干啥的?还不是挣个体面、求个福气?这世上啥是你的?身体才是你的……钱……权…..又如何……回家……”


    手机信号不好。


   “……成败…荣辱…看淡,进退…得失…看开……能咋地?”


通话断断续续。     
    我一连声地应着:好好好,对对对…..


我看着手机屏幕上显示通话的数字跳动着,听不清电话那头在说些什么,但我知道这位花甲矍铄的老大姐,一位干了一辈子教育的老教师,是在让我分享她的阅历和智慧,是在用山西、辽宁、平遥、深圳、高原、大海,中外古今的人文和历史给我谆谆地劝慰。电话一直打到手机发烫,不是通话时间长,是说话的温度煲暖了冬日的严寒吧。


两天后,邮差送来一个从大连寄来包裹刚接到手上,迎面即是浓烈的大海味道,徐徐打开,但见:鱿鱼丝、烤鱼片、虾仁王…一袋,两袋,三袋……这些来自浪漫之都的普通海鲜,浪花般的咸味里是真正切切的情感。包裹里还特意塞进一卷春联,条幅、斗方、横批,大的、小的,长的、短的,花花绿绿,“福”“浦发福”“天下第一福”“福临府第”,这是大姐对我和我全家的新年祝“福”!


是啊,红尘滚滚,人世匆匆,岂不就是奔着一个“福”来,念着一个“福”去?


你就是贵为人杰,“在人民大会堂开过会”,还不是要回到家里去?


你即便潦倒如洗,浪迹天涯也没啥,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家的门永远向每一个游子温暖地敞开着。


家,即是福地,家在哪里,“福”就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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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活到一百岁,人生还是一道新题 葛维春

1


世事无常亦有常,爱情有常亦无常。


 


2.


人眼是黑的,人心是红的;眼要红了,心就黑了。


 


3.


爱情,其实质就是很认真的游戏,而不是像游戏。


 


4.


阻碍我们进步的,往往不是我们的无知,而是我们的知识。


 


5.


在空白处开拓,在荒芜处种植,在人迹罕至的领域领先一步。


 


6.


活到一百岁,人生还是一道崭新的习题。社会过去一万年,谁都还得从零学起。


 


7.


愚弄群众,是要亡+亡+的。民自古就如水一样任官人们洗脚或濯英,如今虽不是李世民的时代,水不能载舟亦不能覆舟,但依然可以穿石,只要滴的时间足够长。


 


8.


社会也是生态,有天敌更有利于种群的健康和繁衍,这叫鲶鱼效应。方舟子甘当鲶鱼,不怕破皮掉肉,勇气可嘉!顶!


 


9.


对我来说,工作就是快乐。说得极端一点:不工作毋宁死。我不允许自己无所事事地活着。事情再小,总得有一样做着。


 


10.


钱钟书,被誉为中国的文化昆仑。但是提到钱钟书的名字,多数人想到的也只是他的《围城》,他贡献巨大而英名不显,这也与他的处世态度有关。


从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到夫人杨绛的“住在人生边上”,再到女儿钱瑗“逝于人生边上”,钱氏一家三口“生死都在人生边上”。


钱先生一家三口的处世态度,像钱钟书的字“默存”,是“大隐隐于市”。


 


钱钟书曾任《毛选》四卷的英译主任委员,长期在胡乔木直接领导下工作,“南书房行走”的身份,炙手可热,关系通天,但是为人尤为低调,不应邀参加哪怕是国宴,更不用说迎来送往的其他应酬了,他几乎与世隔绝。一位不远万里从英国慕名而来的著名报社的记者要求采访他,他以“吃到一颗好吃的鸡蛋,为什么要见那下蛋的母鸡”幽默拒绝。


  钱 ,钱钟书独生女。原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教授,著名英语教育专家。英年早逝,一位爱戴她的香港学生出资100万港元设立“钱瑗教育基金”,奖励优秀教师。


 杨 ,钱钟书夫人,当代著名作家、评论家、翻译家,文革时遭遇坎坷,至今健在。丈夫和女儿去世后,她把稿费和存款800多万元,以一家三口的名义全部捐献给钱钟书的母校清华大学,作为“好读书”奖励基金。现居北京的一所70年代的老房子里,水泥地面,室内毫无装饰,除书桌卧具之外几乎没有一样像样的家具。她超然旷达,自称“101岁的宅女”,平静地生活,悄无声息地写作,整理钱氏遗著,有自述家事的书《我们仨》。


 


11.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就已经凸显。民谣云: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当时全国闻名的“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待遇也都不高。我在一个电视专题片中看到钱学森的家中只是一张普通的沙发和很低档的电视机,当时感到非常寒心。


至今为止包括钱钟书在内的“四钱”,在人民群众中的知名度加起来,依然抵不上一个民间艺人赵本山。就金钱占有量来说,四位划时代的文化巨人无一人可以与赵本山相比,至少没有一位大师能像赵本山那样拥有个人专机。


——这是21世纪中国最绝妙的一幕讽刺小品。如果这五个人能一起登上春晚的舞台,一定会划时代地轰动!


 


12.


父母对子女的所谓“教导”,有时类似于“教唆”;所谓“指导”,不少是属于“胡捣”和“瞎指挥”。许多父母的“教诲”和“老人言”,不亚于一些官僚对基层工作的指导——所起的正面作用不大,反面作用不小。


当父母和长辈的,明知道孩子们对他们的“教导”不稀罕、不耐烦、不肯听从,还是不厌其烦地、苦口婆心地(甚至是恳求地、巴结似地)“教导”,以至于大人对小孩的事情往往流于“胡捣”、“瞎指挥”,成为典型的家长履职“乱作为”。


这种尴尬,可怜的不仅仅是天下父母心。